顾问：谈书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权利是理所当然的

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权利

要么是你自己为自己挣来的

要么是你的先辈为你挣来的

引子.一个国家能烂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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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的开头，让我们先来看看拉美的一个国家。

1985年，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正受到大量的指控，随时有被法院治罪的风险。根据我们平时看警匪电影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毒枭就要开始想办法干掉证人以消除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了。

然而巴勃罗选择直接干掉法院。

11月6日，受巴勃罗收买和支持的游击队突袭了哥伦比亚司法大楼，劫持了包括24名法官和20名其他官员在内的300名人质。

政府军和游击队鏖战了两天才平息事态，整个事件造成11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和48名哥伦比亚军警阵亡。要知道哥伦比亚最高法院的法官总共也就20多名。

而大楼里储存的有关巴勃罗的大量档案和罪证则被付之一炬，所有指控不了了之。

6年后，无可奈何的哥伦比亚政府选择妥协，接受了巴勃罗提出的3项招安条件：保证他的个人财产合法化；惩办侵犯过毒贩及其家属人权的警察；允许巴勃罗自己修一座私人豪华监狱供自己居住。

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可以说是一些拉美国家的缩影。在这些国家里，城里全是毒贩黑帮，城外全是军阀土匪；政府政令不出总统府，而且被各种非法集团渗透成筛子，什么都指望不上。

这类国家在我们看来基本是没救了，他们往往会陷入下面这个死循环：

低阶暴力泛滥，各种军阀黑帮毒贩横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充斥着抢劫与掠夺。

面对低价暴力泛滥的困难局面，政府只好选择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与低阶暴力媾和，依附既得利益集团，帮着这些人一起去搜刮民众。

高阶暴力的堕落导致民众失去保护，他们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下只能疲于奔命，互相之间无法形成基本的共识。

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社会难以维持稳定的秩序，而没有稳定的秩序就无法建立长期的生产协作关系，于是国家只好越来越穷。

国家贫穷又会导致高阶暴力的进一步虚弱，他们为了撑下去就不得不更加依附于既得利益集团，和各路人马一起加大对民众的掠夺。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死循环，根本看不到翻盘的希望。

我们作为中国人在聊起这些国家的时候，一方面会觉得他们离我们很远，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的境遇似曾相识。

因为就在一百年多前，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甚至比他们还烂。

绝望的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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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反清义士林觉民在参加广州起义前给妻子写了一封绝笔信《与妻书》，里面有一句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根据现在的局势来看，天灾可以使人死亡，盗贼可以使人死亡，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可以使人死亡，贪官污吏虐待百姓可以使人死亡，我们这辈人生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内无时无地不可以使人死亡。”

这一句话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总结了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1912年，腐朽的清王朝拍拍屁股走向嗝屁，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烽烟四起的大地。北洋时期的政治特点就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北洋军阀混战）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中国较大的割据势力至少有十个以上。

即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实质分裂的局面也没什么改变。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仅能实际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号令不出江浙沪。本质上他自己也是一个军阀，只不过地位较高，和其他军阀之间维持着一个脆弱的平衡罢了。

这种乱局导致了国家的主要资源基本都用在平衡大佬们的利益和矛盾上，无暇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于是社会各阶层的牛鬼蛇神自然也就肆无忌惮地冒出来，对着老百姓先抢为敬。

如果你生在民国，那么你每天一睁眼，不仅要面对军阀的盘剥，还要面对各类土匪黑帮地主武装的掠夺和压迫。

老百姓即使是正常活着就已经十分艰难，更不要说还会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碰到各种天灾人祸。

1928年-1931年民国爆发北方八省大饥荒，死亡1300多万人。1931年长江水灾造成1亿国民沦为灾民，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1934年全国旱灾，饿死超过600万……

（饥荒中以树皮为食的灾民）

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三十多岁，文盲比例高达90%以上。

即使是在不少公知津津乐道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里，国家的发展水平也十分有限。

比如说十年下来国统区的钢铁年产量仅仅是从3万吨提升到6万吨，这个数字是隔壁印度的七分之一，跟列强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吨的年产量比起来更是连塞牙缝都不够，还不如日本一艘主力战列舰的用钢量。

至于电力水平，诺大个民国的发电量还比不过日占朝鲜。

民国直到日本全面侵华前都没能实现近代工业化，而对于盘踞东北的日军来说，一个农业国就如同一只待宰的肥羊。

（占领东北的关东军）

当然，民国的大佬们对这样的局面并不慌张，反正他们抢够了可以出国，也没什么心思考虑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民国上流社会聚餐）

而老百姓则没有任何选择，只能日复一日地苟活在这个地狱般的世界里。

不过他忽略了一个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淮海战役的区域地图：

再看一下十年前国军炸开花园口大堤后形成的黄泛区地图：

没错，海战役的战区正是黄泛区。

当年洪水汹涌而来的时候，老百姓没得选，只能承受一夜之间家破人亡的现实；就算没被洪水冲走，也很难再生存下去，因为田地全都淹了，根本没有吃的。最终人们只能背井离乡，四处逃荒。

事实上在整个中国近代的100多年历史里，老百姓一直都没得选。类似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地重演，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而这一次，老百姓终于拥有了选择权，他们作出了一个选择：

540多万老百姓推起了小推车，把自己积攒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解放军前线。

当时农村里的妇女们每天都负责纺纱碾米磨面，第二天大清早就会一边背着孩子一边将自己准备好的物资送到镇里的仓库和兵站。接下来，这些物资就交给由这些妇女的父兄和丈夫们组成的支前民工队伍送往前线。

（支援战役的农村妇女）

在淮海战役中，由老百姓组成的支前民工通过各种人力运输装备向前线运送了粮食2.85亿公斤，弹药730万公斤，猪肉43万公斤等等各种军用物资；同时还担负起了运送和照顾伤员的任务。

黄泛区平均每八个百姓就有一个参与支援解放军，每个解放军背后有9个支前民工，这种支援强度已经超过了农村社会的负担极限。然而当时的百姓依然喊出了“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的口号。

数百万支前老百姓直接解决了解放军的后勤问题。所以解放军和国军的兵力对比虽然是60万对80万，但是解放军这60万基本都是战斗人员，而国军的80万则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去负责后勤工作。

蒋介石在计算“优势”的时候恐怕没有意识到，国军真正面对的不仅仅是60万的解放军，还有几百万前来索命的老百姓。

1949年1月，这场中国土地上最大规模的决战结束，国民党最后的80万精锐大部被歼；而解放军因为参军的老百姓和投共的国军太多，参战部队的数量不降反升，从60万增加到了130万。

民心向背如此，胜负已分。

1949年4月20日，正准备渡江的解放军炮击了擅闯长江的英国“紫英石”、“伴侣”、“伦敦”、“黑天鹅”四舰，毙伤英国海军138人，至此中国领土再无列强立足之地。

3天后，南京解放。

1949年5月，当人们看到进驻上海后宁可睡大街也不扰民的解放军时，谁更配领导中国的问题已经不言自明。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终于肃清了掠夺中国的各种暴力集团，完成了当年那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得中国人获得了重新开始建设现代国家的机会。

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规模工业品输出国，发电量超过了全球的四分之一，钢产量则早已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之和。

从地狱里翻过身来的中华文明，如今正在回到原本属于他的位置上。

不过中国的发展经验并不容易学习，因为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都不相同，很多国家甚至连肃清暴力集团这一步都还没有完成。

所以单纯去横向对比不同国家的发展数据其实意义不大，现在好的不一定未来好，现在差的也不一定未来差。要客观地去判断一个国家的前途，我们还要考察他所处的历史进程。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经历，这些经历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共识，也注定了他们在关键问题上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进而走上不同的道路。

历史的多样性和必然性往往也就体现在这里。

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一个国家碰到了巨大的困难但是又想战胜它，那他就首先需要问问自己：

“有多少人愿意为这个国家牺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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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加段干货，我们从技术上总结一下国民党的战斗力为什么如此拉胯。

国民党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把自己的基层力量嚯嚯干净后，就长期陷入了以下两个困境中：

一个是兵源废了

一个是税源废了

因为没有基层建设，所以国民政府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手段征募到士兵，只能靠抓壮丁的方式来补充军队。这样组织起来的军队，其凝聚力和纪律性自然无法期待。

整个解放战争中有超过180万国军官兵通过起义、倒戈、或投降等方式加入解放军，要知道国军在战前总共也就400多万人。

如果一开始蒋介石就知道自己麾下的部队有差不多一半其实是“解放军预备役”，那么他大概也就没那么大的信心开启内战了。

因为缺乏基层组织，国民党根本搞不清楚中国乡村的户籍资料，不要说管理了，他们连村里住着几个人都不知道。

民国的农村社会基本都被地方豪绅把持，国民政府干脆就和他们做起盟友，自己当甩手掌柜，把县乡的治理全部打包交给这些盟友。

有中间商，自然就要赚差价，拥有政府背书的乡绅大佬们对农民敲骨吸髓，赚得盆满钵满，而国民政府却收不上什么税钱。南京国民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进口外国产品的关税。

允许低阶暴力的存在，必然导致社会效率的低下。

悬浮在精英阶层之上的国民党根本无力整合4亿农民的生产力。从经济结构上来看，民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而是7万个以集市为中心的迷你经济体。这和之前的古典王朝没有任何区别。

也就是说国民党是拿古代经济去应对现代战争，不拉胯才有鬼了。

南京国民政府即使是在黄金十年期间的年收入也仅为两三亿美元，打起仗来没钱了就举债加印钞，然后就恶性通胀，接着就经济崩溃，最后连军饷都付不起。说国民党最后是穷死的也不为过。

当然，放弃基层建设的最严重后果是国民党失去了自己的基本盘，沦为各方军阀和利益集团的合伙人。

这样国民党就失去了独立性，无法坚持自己的信念，自然也就建立不起什么共识。没有共识的组织如同一盘散沙，这里面的人看上去是同属一个政党，但实际上各自只认自己的老大，并不认这个共同体。

所以国民党本质上是落后的帮会组织，而不是现代政党。帮会组织在协同作战的时候就是各种求爷爷告奶奶“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

而他们的对手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呢？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有这么一段记载

“各干部将马克思的劳力价值说教与村民。重新分配土地时固然视家庭内之需要，也顾及其已有之劳力。事无大小，共产党员均不厌其详地一一区分。其所作调査统计之细超过任何习惯之标准。用道德规劝的时候也贯穿各人良心。毛泽东与共产党人执行土地改革之精，确实令人惊讶。”

这基层工作的态度跟国民党比起来可谓一个天一个地。

可以说中共是一个完全把老百姓当成基本盘的政党。当然选择这条路一开始肯定是很困难的，因为老百姓穷嘛，依靠老百姓肯定没有依靠既得利益集团来钱快。

不过这里有一个逻辑：

有了老百姓的支持，才有底气对抗既得利益集团；能对抗既得利益集团，才能保持自己的信念；能保持信念，才能形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纪律严明，执行力强大的现代组织和军队。

所以说这是一条艰难但唯一正确的道路。

保持独立性的中共在解放区剿灭了各种低阶暴力，没有了这些地方低阶暴力“赚差价”，农民税负得以减轻，生产力大幅提升。而且因为是中央直接收税，效率很高，所以解放区1亿人的税收水平反而比国统区3亿人的还要高。

拥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中共在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采用“粮本位”，其币值比整天恶性通胀的国民政府法币要稳定得多。国统区有很多人选择用法币兑换解放区货币来保值，又导致国统区的法币进一步踩踏崩塌。

而当中共把全国的老百姓都组织起来后，他就获得了整合全国生产力的能力。

于是新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再是7万个独立的小集市，而是逐渐发展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可以说中共是靠着一点一滴的基层工作，硬把中国的经济水平从古代拉进了现代。

人民政府在建国仅2年后，年收入就达到了四十多亿美元的水平，和当年那个南京国民政府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个经济水平也是中国后来能够在朝鲜战场击退十七国联军的重要支撑。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后期”。

全文完